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1929年，陈独秀在研读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论著后，深感触动。在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他深刻认识到自身及莫斯科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他坚信，是莫斯科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捆绑，导致共产党丧失了自主发展的空间。尤为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莫斯科并未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反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自此，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外积极宣扬托洛茨基的思想，并向中共中央致信建言，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陈独秀树“反对派”旗

自收到中央于1929年10月6日发出的信函之后，陈独秀于次日即10月10日回书。在信中，他如此表述：“自上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央代表邀我进行谈话以来，加之近期览阅了你们针对党内问题及政治理论问题的宣传材料，今日又收到贵方本月六日的来函，我已充分了解到你们坚持并掩护错误政治路线的观念和决心，已然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出于对党和革命的责任感，我不得不向你们发出最后的警示。”

陈独秀在信中深入剖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犯错误之根源，他指出，这些错误主要源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误判。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自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正因如此，他对机会主义抱有极大的厌恶，并致力于加以纠正。

陈独秀继而对之进行指责，言辞犀利：自中共六大以来，中央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仍旧沉溺于传统的机会主义，固执己见，不知悔改。这不仅导致无法正视过往的错误，更使得当下的错误无法得到纠正，甚至预兆着未来将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中央犯下如此重大的过失，却仅企图掩饰其错误，全然不顾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他们竭力利用中央的权威和组织纪律，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恐吓和钳制，禁止他们公开发表和讨论不同观点，甚至对持不同意见者实施撤职、警告乃至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

陈独秀语气坚定地表示：“你们毫无理由剥夺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志；对我而言，唯一坚守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与基层革命群众及机会主义上层领导机关并肩作战，其他一切均可置之不理！我必须指出，党内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领导机关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绝不能仅依靠组织纪律（列宁曾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必须以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前提，否则将毫无意义；你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吧）来掩盖；如果因此无端开除同志，导致党的分裂，责任应由你们承担！”

为迅速化解党内反对派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协助下，果断决定采取一劳永逸的策略。

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颁布了《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人的党籍，并坚决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该决议于10月25日召开的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彭述之等人长期持有错误观点，认为共产国际的指导、六大的决议以及中央关于当前革命的根本策略，都是“背叛阶级”的。他们不仅赞同陈独秀信中的所有错误论调，还在党内大肆宣扬陈独秀的信件，并积极组织小团体活动，试图分裂党的团结。

《决议》明确指出：“这些人是有计划地集结起来，对党进行攻击和破坏，如同敌人一般向党发起了进攻，这种行为对于列宁党的组织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基于此，省委批准了区委的提议，决定开除其中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将这一列宁主义的叛徒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清除出去。”

就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10月26日，陈独秀即与彭述之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中央的政策是盲动主义加机会主义，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对于中央对托派小组织活动的警告和开除部分人员的决定，他们指责为“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意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

陈独秀与彭述之此刻已无所顾忌，毅然公开揭示他们“反对派”的身份，在信中他们明确表示：

“你们称我们为反对派；确实，我们是反对派，而我们的党此刻正迫切需要这样的反对派。而且，我们亟需勇敢地站在革命和党的立场上，对那些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和欺骗手段，以及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保持坚决的抵制，不与之同流合污。为了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我们绝不应考虑个人得失，而应尽可能地发表公正的言论和深刻的见解。如此，才能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得以延续，避免全党党员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产生完全的失望。

陈独秀被除名。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较量，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坚定支持。

“我们得到消息，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活动愈发猖獗。针对此问题，我们恳请贵局提供更详尽的情报，以便在你们与他们在思想及组织层面展开斗争时，我们能提供必要的协助。”

位于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自然明了，米夫等人士对国内托派分子动态及陈独秀行踪的关注，实则与联共（布）党内的争执紧密相连。

遭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12日抵达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并选择在普林斯波岛定居。在此地，他积极联络来自各国的托派成员，着手筹备成立国际托派组织，同时创办了《反对派通报》，并在此平台上系统性地发表他的理论论述。针对联共（布）党内部的斗争态势，他亦发表个人观点，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联共（布）在内外政策上的举措展开批评。

“托洛茨基派的力量虽然薄弱，但若缺乏陈独秀及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便无法在党内掀起任何危险的风波，亦无法充分显现出他们反党、反共青团的激进态度”。因此，他们强调：“当前党内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便是以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右倾风险”。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信函，明确指出：“党必须坚决采取无情斗争的策略，抵制陈独秀提出的取消主义政纲。”党组织应致力于净化自身阵容，清除潜藏的托洛茨基派与取消派分子。。

中共中央已作出决定，将全面展开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坚决反击。

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公开发函，对“机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其错误行为“明显阻碍党与敌人的斗争，站在与共产国际、党的六次大会以及中央目前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完全对立的立场上，积极从事破坏党团结与分裂党的活动”。中央认为，这种行为无疑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执迷不悟的同志，即使经过公开警告仍未接受并悔改，党必须坚决执行组织上最高的原则，予以制裁，以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籍，同时，江苏省委亦批准了对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予以除名。

自陈独秀等同仁被逐出党的行列，党内对他们的批判之声愈发激烈。此时，刚从莫斯科归国的王明，更是推波助澜，使得这场批判愈发波澜壮阔。

在莫斯科反托斗争的洗礼下，王明在批判陈独秀的问题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指出，陈独秀公然抵制“拥护苏联”的口号，积极响应国家主义、改组派、第三党等“国民会议”的诉求，公然迎合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的谣言，甚至公然支持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从事分裂和破坏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小组织的行为。因此，陈独秀“已然沦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沦为一个仅起到反动作用的工具”！

陈独秀致全党书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共同风雨，他却遭受了党的开除。不难想象，陈独秀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内心定是波涛汹涌，情绪复杂至极！

自那时起，陈独秀便着手撰写他的“宣言书”，意在将自大革命挫折以来所深刻反思的成果公之于众。他将对全体党员说：大革命期间，党所采纳的“机会主义”策略的成因究竟何在，中央对其开除党籍的决定又是何等荒谬，而现阶段的中央行为对党的事业亦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正式发布了他的《致全党同志公开信》。

陈独秀鉴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深刻理解，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中央现行政策提出了诸多批评。针对革命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步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因此，他批评道：中央和共产国际认定当前革命的性质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未来革命的道路上，反对触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的眷恋与幻想，显然是过去机会主义的延续，且更为严重，必将导致未来革命更加耻辱和悲惨的失败。

陈独秀对中央未能采纳其见解感到极度的愤慨，对于被开除党籍的举动更是怒不可遏。他言辞激烈地表示：“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央，在过去不自觉地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已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如今，尽管反对派同仁已明确指出这些错误，却仍然固执己见，不承认过往的过失。更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不仅继续沿袭过去的错误路径，还为了掩饰少数人的错误，不惜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滥用上级机关的权力，压制党的自我批评，对持有不同政治意见的同志大肆开除党籍。这种行为不仅罪加一等，更是卑鄙无耻之极。”他呼吁，任何有责任感的同志“都应勇敢地站起来，严格进行党内的自我批评，以挽救党的危局；若袖手旁观，目睹党的危机而默不作声，同样也是一种罪恶。”

《致全党同志的公开信》乃陈独秀对于中央作出的开除其党籍决定之即时回应。从中不难察觉，他的情绪反应尤为激烈。

八十一人意见书

陈独秀在发布《告全党同志书》短短五日之后，又一篇由其精心修改并定稿的文章亦“盛大”亮相，那便是《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如果说，前一篇主要是陈独秀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为自己辩护，是被动应战；那么，这后一篇则主要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主动宣战。

以陈独秀为领的中国托派人士，不仅在理论上采纳了托洛茨基的理论主张，成为中共内的反对派，更是在行动上模仿了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做法。昔日，托洛茨基派为与斯大林对抗，曾先后发布《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四人宣言》（1927年5月）以及《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如今，陈独秀、彭述之等同志亦为阐明自身政治立场，联名发布了八十一人共同签署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本《意见书》涵盖了五个关键章节：首章探讨了中国革命历程中失败的关键因素——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领导失误；次章剖析了党面临的现状与困境——包括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滋生；第三章节追溯了国际机会主义的起源以及苏联所遭遇的危机；第四章深入分析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最后一章则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立场与具体建议。

《意见书》的言辞锋芒依旧锐利。《意见书》伊始，便毫不避讳地指向斯大林及其同僚，明确指出，正是在他们的执掌之下，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的领导机构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具体表现包括：

在政治领域，保守主义理论取代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理念，苏联的官僚式外交手法替换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妥协策略取代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方针，孟什维克的联合资产阶级策略取代了布尔什维克独立领导农民革命的路径，机械的少数派阶段论取代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方面，官僚主义的威权形式主义取代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进而消磨了无产阶级战士的政治自觉与积极行动。正是在这一系列根本错误的政治和组织路线指导下，1923年的德国革命与保加利亚革命相继失败，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遭遇挫折，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地位意外稳固，同时引发了苏俄的严重危机。而1925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则成为了失败的典范。

《意见书》明确指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受到共产国际错误指引。起初，在机会主义的误导下，大革命事业遭受重创；随后，在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六大之后，党陷入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织的混乱指挥之中，导致无法迈出坚实的步伐。

“那些被开除的我们，并不认同开除的通告。我们仍旧自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然而我们另起炉灶，组建了一个组织，这并非第二个政党，而是党内的一个派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我们的阵营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还有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即便列宁不幸离世，我们坚信，若他健在，也必定站在我们这一边。””

中国的托派分子认为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然而，事实却不是中国托派分子自认为的那样。如同其他国家的托派组织一样，中国的托派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拥护，它永远只能是一个难以发展的小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视其为“敌人”，而不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派别。